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蔡祥辉

2025年12月5日

古有滥竽充数者，今有学术南郭。

江苏科技大学“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首席科学家”郭伟学术造假、骗取上千万科研经费的消息，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，激起的不仅是公众的愤怒，更是对当下教育科研领域乱象的集体叩问。

曾几何时，学术殿堂被视作社会上的最后净土，是真理的圣殿、知识的堡垒。当一个需要“过五关斩六将”才能企及的教授、博导头衔，竟能被学术骗子轻易攫取；当巨额科研经费成了少数人的“唐僧肉”，那些在实验室里熬白了头、在讲台上站弯了腰的科研工作者和教书匠们，情何以堪？这起事件绝非孤例，仅仅只是教育文化领域诸多乱象的冰山一角，已俨然成为一种“惯例”，一种心照不宣的规则游戏，更是时代之一瞥，其所折射出的是学术评价体系的失灵、权力监督的缺位，以及功利主义侵蚀下的精神失守。

职称评定本应是衡量学术水平、激励科研创新的“指挥棒”，如今却在部分领域异化为权力寻租、利益交换的“竞技场”。一个地级市的市委副书记，跨界调任高校党委书记后便能火速戴上“教授”头衔，这种前脚迈出政坛，后脚便登上高校讲台，身披“教授”袍服时，那些在讲台上耕耘数十载，为一篇论文皓首穷经，为一项成果反复求证，却始终难以评上副教授的教师们，抬头仰望这出“跨界演出”，心中又该是何等滋味？对此我们不禁要问：这袭长袍，究竟是学术的冠冕，还是权力的戏服？从“厅官转教授”的“火箭式”职称晋升，击碎的何止是一线教师的职业尊严？面对这样的“特殊待遇”，恐怕只能在寒心之余徒增无奈。更令人忧虑的是，一些从未涉足教学科研的行政人员，凭借职务便利便能一路“打怪升级”，从讲师到教授、从硕导到博导，学历职称与日俱升，唯独学术能力不见长进。这样的“博导”指导博士生，正如让外行掌舵航船，其培养出的学生之学术水平如何，自然可想而知。当职称不再与学术能力挂钩，当头衔沦为权力的附属品，教育的公平性便荡然无存，科研的创新活力也会被严重扼杀。

学术腐败的蔓延，早已超出了职称评定的范畴，渗透到论文发表、成果评审、经费使用等各个环节。电话里、微信上、网络平台中，论文、著作、专利的明码标价公开叫卖，已成产业链，“有钱就能发论文”“付费即可买成果”的潜规则，让学术期刊沦为“收钱办事”的盈利工具，让科研成果变成可以批量生产的“工业产品”。这些注水的“学历”“职称”“成果”，如同泡沫一般虚幻，却能成为一些人晋升职务、骗取经费的“敲门砖”。郭伟之所以能骗取上千万科研经费，正是利用了这套畸形的运作机制。从虚假的研究成果到伪造的评审材料，从打通评审关节到套取科研资金，每一个环节都充斥着对学术规范的践踏、对公共利益的侵占。而那些本应充当“守门人”的评委、专家和把关者，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要么与造假者同流合污，沦为利益链条上的“帮凶”。他们的失职，不仅让学术骗子横行无忌，更让我国最高学术称号的公信力一落千丈。

提及学术公信力的崩塌，便不得不提“酒院士”“烟院士”的闹剧与屠呦呦落选院士的尴尬。当靠酒精营销、烟草研发“贡献”上位的“专家”能戴上院士桂冠，而发现青蒿素、拯救千万人生命的屠呦呦却在院士评选中屡屡碰壁，这样的反差足以刺痛每一个尊重科学、崇尚真理的人。院士称号作为我国最高学术荣誉，本应是学术成就的巅峰象征，是科研工作者的精神灯塔。如今“烟酒院士”等荒唐封号的频出，使许许多多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因少数人的滥竽充数而蒙尘，院士的最高学术权威已变得难孚众望。当最高学术桂冠可以论“杯”而沽、凭“支”而授时，这顶桂冠本身便已锈迹斑斑。它不再是智慧的象征，而沦为某种交换的筹码、某种利益的徽章。学术的尊严，在权力的觥筹交错与资本的暗香浮动中，悄然褪色。这背后，是学术评价体系中功利化、行政化倾向的恶性膨胀——评价标准不再聚焦于学术贡献、科研价值，而是向权力、资本、人脉倾斜。当“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的畸形导向取代了对真才实学的尊重，当学术评价沦为权力博弈、利益平衡的工具，真正的科研大师被边缘化，投机取巧者却平步青云，学术生态便会陷入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恶性循环。

郭伟事件的曝光令人心惊——千万科研经费，竟似儿戏般落入造假者囊中。试问：那一道道评审关卡，究竟是真材实料的过滤器，还是心照不宣的旋转门？那些签字画押的专家评委，是真被蒙蔽了双眼，还是早已习惯了闭目养神？更令人忧心的是，学术造假者所培养的博士，又将带着怎样的“学术基因”步入社会，成为未来科研的中坚？这已非简单的个人失德，而是系统性的溃败。学术腐败之害，甚于贪墨钱财。它蚕食的是民族创新的根基，败坏的是社会良知的源泉。当年轻人目睹弄虚作假者平步青云，苦心钻研者默默无闻，他们心中那盏追求真理的明灯，又将如何长明？当学术头衔成为权力附庸，科研经费沦为私人提款，我们拿什么去面对“钱学森之问”？

要破除这乱象，非一日之功。既需刮骨疗毒的勇气，从制度层面严防“学术权力”与“行政权力”的勾连，建立真正独立的学术评价体系；亦需社会各界共同守护学术的纯粹性，让每一个职称、每一笔经费、每一篇论文都经得起阳光的曝晒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重建对知识的敬畏——那是一种超越功利、远离浮躁的虔诚，是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。

或许郭伟事件正是一次拨乱反正的良好契机，但要根治这些乱象，绝不能只停留在对个别造假者的处罚上。治标更需治本，首先要重构学术评价体系，打破“唯论文、唯职称”的单一标准，建立以学术贡献、创新价值、社会影响为核心的多元评价机制，让权力退出学术评价的核心环节，还学术评价以纯粹性、公正性。其次要强化监督问责机制，对学术造假、经费滥用等行为“零容忍”，不仅要追究造假者的法律责任，更要严肃追责评审者、管理者的失职之责，让监督真正成为带电的“高压线”。同时，还要重塑学术精神，摒弃功利主义的浮躁风气，倡导求真务实、潜心钻研的科研态度，让学术回归初心，让教育回归本真。

教育是国之大计、党之大计，科研是民族进步的阶梯、国家强盛的基石。当学术领域充斥着造假、腐败、功利之风，受损的不仅是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，更是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民族的未来。学术之清流，终需在制度的堤坝与良知的河床间流淌。愿郭伟事件能成为一记警钟，唤醒我们对学术尊严的集体守护。因为，一个国家的未来，终究系于其学术的真诚与创新的活力。郭伟事件如同一声警钟，警示我们必须正视教育科研领域的沉疴顽疾，以刮骨疗毒的勇气、刀刃向内的决心加以整治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还学术一片净土，还教育一份公平，让真正的学术大师脱颖而出，让科研创新焕发生机，让“院士”“教授”这些称号重归其应有的尊严与分量。